杜文：汝窑素烧礼器、出香、水仙盆等相关问题初探

发布时间：2019-02-28来源：乐艺会

汝窑素烧礼器、出香、水仙盆等相关问题初探

杜文

（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在传世汝窑瓷器中未见之新品种，致使人们对汝窑产品的面貌有了比以往更加丰富的认识，自然也会引起人们众多思考。本文拟仅就宝丰清凉汝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素烧礼器类品种、出香器类、水仙盆类造型来源等问题，结合宋代仿古铜器的文献和实物试加以探讨。

一、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素烧礼器

汝窑烧制素胎礼器类器物，在以往传世品中未见。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宝丰清凉寺》记载：“兽面纹题材：皆仿自商周、秦汉时期青铜礼器图案，有模制的，也有刻、划、剔三种技法并用的。常见于熏炉、壶等器形。”“模制者极少，仅见于C型敞口三足熏炉的足面上。”《宝丰清凉寺》一书记载刻划剔并用数量较多，“皆壶类器素烧片”，“这些素烧残品都是出现在金元地层和灰坑内，不见有施釉和烧成器物残片”，发掘单位推测这些仿青铜礼器素烧件极有可能是汝窑停烧前的作品①。该考古发掘报告收录了以下6件标本（图1）。

图1 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素烧礼器线图

标本T47②：9，器腹部残片，上下带状弦纹两周与竖宽带纹相交，中间刻一“十”字，两侧分别饰对称“王”字纹和变形窃曲纹，上左侧残存一变形夔龙纹，龙首前方为勾连纹。

标本Ｔ40②：371器腹部残品，上部刻两周弦纹，中部刻划变形窃曲纹，下方两侧对应勾连纹。曲形扉棱作鼻，压在下弦纹和变形窃曲纹之间，整体作变形兽面图案。

标本T11②：8，器腹部残品，腹中央为简易兽面纹，上方一夔龙纹，龙后体残缺。

标本T47②：11，颈部残片，上部两周凹弦纹，下部两周带状凸弦纹，在凹凸弦纹之间刻有夔龙图案。

标本T47①：10，口部残片，沿下分别刻一周和两周凹弦纹。在两组弦纹之间刻曲折纹，分别饰三角形，三角面中部刻“个”字纹。

标本T13③11颈肩部残片，颈肩部刻划四周凸弦纹，上下弦纹之间刻两周夔龙纹，腹部刻变形兽面纹，有扉棱残缺。

图2-1 汝窑窑址出土素烧礼器

图2-2 汝窑窑址出土素烧礼器

这批汝窑烧制的素胎仿古礼器，除了发布线图外，在浙江省博物馆等地也展出过实物（图2）。它们是宋代复古之风盛行、以恢复古代三礼制度来维护皇权统治的产物。宋代金石学兴盛，因此留下了《宣和博古图》、《三礼图》、《考古图》等对宋代以铜器为主的古器物研究著作。这些仿古兽面纹图案的素烧礼器，显然是当时对古代铜器临摹制作基础上的衍生产物，但已经加入了宋人的构图和审美情趣。

图3-1 北宋宣和铜尊北京故宫藏

图3-2 北宋宣和尊铭文

对宝丰清凉寺窑址烧制的这些素胎礼器，首先应确定器形。带扉棱器，在商周铜器中，一般多为尊、卣、罍、觚等类，汝窑窑址出土的多数素烧礼器残件造型类同，带底足和腹部的造型和装饰构图都与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宣和三年铜尊接近，残存的口部和带弦纹肩腹部应为另类造型，为觚或壶类可能较大。带扉棱的宣和铜尊为宋徽宗时期宫廷制作（图3），内底铸造有铭文：“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其万年永保用。”由铭文可知该尊是陈设在方泽坛上的。同类尊在浙江省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图4），系20世纪50年代杭州环城西路出土，应为宋王室携带南逃或南宋初年“新成礼器”。“宣和三年尊”系仿照《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商祖戊尊”制作而成，反映了宋代皇室在尊古情节下模古铸铜作品。关于宋元时期南方地区的仿古铜礼器，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王牧曾有专文研究，此处不作过多援引②。

图4 宋出戟铜尊浙江省博物馆藏

类似的素烧礼器类，在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也出土过两件素烧物，被定为素烧底座③，其一高7厘米，顶径13.8厘米，底径18厘米，外壁装饰夔龙纹（图5）。，其二高10厘米，口径17.4-19厘米，底径20.4-19厘米，腹部装饰有扉棱及对称的夔龙纹（图6）。从展览实物可以看出，图5顶面为复原，此座是由侧面残片复原而来。两件定名为器座的器物，与宋代仿古制作的铜豆造型接近（图7-8），但也有铜尊、罍类腹部和足部的可能。

图5 南宋郊坛下窑址出土素烧器

图6 南宋郊坛下窑址出土素烧器

图7 南宋几何纹铜豆故宫博物院藏

图8 北宋宣和七年款铜豆上海博物馆藏

郊坛下南宋官窑窑址还出土一件素烧印模，编号T5②A：47，宽12.0厘米，残长14.0厘米，为陶质贯耳壶的陶范，篆书铭“无养颐之虑”（图9）。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南宋官窑陶祭祀器残件（图10），系杭州市密度河南宋古河道建筑工地等处出土，现收藏展出于浙江省博物馆，在沈一东撰文中④，还介绍了杭州民间收藏的杭州市所出陶礼器残片，浙江省博物馆藏的南宋陶祭器主要有卣（图11）、贯耳壶、方壶、圆壶、簋、梅瓶、觚（图12）、尊、鼎等器型，1995年在杭州严官巷南宋太庙附近还出土过髹漆陶尊（图13）。

图9 带铭南宋郊坛下窑址印模

图10-1 带铭陶贯耳壶

图10-2 宋代铜贯耳壶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

图11 素烧陶卣（下部）

图12 素烧带座陶觚（下部）

图13 南宋髹漆兽面纹陶尊杭州严官巷出土

日本小林仁对南宋官窑的窑址出土印模和杭州密度河古河道新出土的素胎制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窑址烧制和在杭州城市中出土的素烧陶礼器都是成品。他撰文提出：郊坛下官窑出土的Ⅰ型范模和杭州市内所出的类似陶制品进行比较，可以判断它是“无养颐之虑”篆书铭的陶质双耳壶祭器的模范。那么，一直认为是郊坛下官窑青瓷产品的素烧坯胎的几件陶制品，实际上不是青瓷的中间产品或称半成品，而是专门烧造的陶质产品。可知郊坛下官窑的产品不仅有青瓷，还有仿照古铜器的陶质器物。近些年杭州市内和近郊出土了类似的仿青铜器陶器图，显而易见，几乎就是郊坛下官窑出土陶范的成品，极有可能来自官窑，基本上都仿古代青铜器器形，而且很有可能是《中兴礼书》等文献记载的南宋绍兴年间朝廷下令烧造的陶瓷祭器。

北宋王朝在修订礼典制度过程中，崇尚复古，稽考先秦礼制。宋徽宗大观初年（1107年），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宋史?礼志二》）。宋徽宗颁诏以古铜礼器为范本纂辑《宣和博古图》，并以此对礼器制度进行了大规模变革。《重修宣和博古图》中也载有“周饕餮大尊……纯缘皆素，腹足饰以饕餮，间之雷纹。考古大尊，以陶瓦成形，犹登之用瓦也。登变制以铜，而见于世者时有焉。尊或如之”。可见《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纂修者也认为，按古制大尊应为瓦尊，以铜铸造大尊只是少数的变制。北宋元丰年间皇家新造祭器中也有瓦登、瓦罍之类。

南宋《中兴礼书》第十卷《吉礼十·郊祀祭器二》载：“（绍兴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事中段等言：据太史局申，选定进呈礼器等……诏依。先是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诏令礼器局：样制宜开说制度并印造颁付诸路州军遵用。详具于后：……大尊，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径五寸七分，腹径六寸一分，足径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大，通足高八寸二分，口径四寸五分，腹径五寸八分，足径三寸八分，深六寸七分。……大尊，瓦尊也。有虞氏上陶，即明堂位。所谓泰，有虞氏之尊。而说者以为泰，用瓦是也。凝土为质，陶以为尊，贵本尚质而已……凡祭社祀用大，说者以大，其瓦用副。泰尊亦其宜欤。”

《宋会要辑稿》第十五册《礼》（一四之八一）曰：“（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

两宋文献中祭器使用陶瓦之类的记载颇丰富，也使得我们对清凉寺汝窑窑址和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以及杭州出土陶祭器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宋代尊、罍为主的陶祭器，今后可细分为普通陶胎和高岭土胎，如果属于高岭土胎器物，显然属于官窑或贡瓷生产中的特殊品种。

图14-1 汝窑窑址出土素烧劝盘

图14-2 金代正大三年（1226）陕西东路转运使李居柔墓出土

耀州窑青釉酒具组合（玉壶春瓶、劝盘、酒盏）

在2015年11月故宫举办的汝窑研讨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宏先生介绍《清凉寺汝窑考古新发现（2012-2014）》时，介绍了窑址考古发掘有素烧出戟瓶及模具。此出戟瓶两侧带有牺耳，应是宋金时期新创的仿古铜器样式，修复器形相对完整，与此前公布的汝窑素烧仿古铜器残片特征吻合。赵宏介绍民间藏有一件海外回流的青釉出戟瓶，私人收藏有色调近于钧窑的出戟瓶残片，另外笔者也看到汝州民间收藏的素烧及带釉的牺耳出戟瓶残片照片，这些同类造型带釉残片的出现，说明汝窑素烧出戟瓶应为施釉产品的半成品。同批出土的长方形素烧劝盘（图14-1）与2014年2月西安市南郊西影路发掘的金代正大三年（1226）陕西东路转运使李居柔墓出土耀州窑青釉劝盘（14-2）造型相同，耀州窑同类劝盘配套有两件酒盏和一件玉壶春瓶，是金代北方常见的酒具配组，也侧面反映了汝窑这批新发掘的素烧器年代为金代而非北宋。这批新资料对汝窑年代的延续和产品的新面貌、内涵提供了资料，有待今后深入探究。

二、宋汝窑新见出香熏炉问题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陶炉”条载：“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狻猊出香这一类造型在宋诗中还被称作出香狮子、香兽。宋代流行的陶瓷类香具可分为敞口式香炉与带盖熏炉类，熏炉中的瑞兽水禽类可定名为陶瓷出香类器物，它们又可分为整体造型采用祥瑞水禽、狮子类造型装饰盖部和炉体外壁贴饰两大类。

图15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鸳鸯形出香

图16-1 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出香盖

图16-2 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出香盖

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列举的张俊进奉给宋高宗的礼物中有汝窑“出香”一对。传世汝窑产品以往并未有这类出香器物存世，传世宋汝瓷以盘、碗、注碗、瓶等器物为主，香具以往仅见仿汉樽式炉，宝丰汝窑窑址考古出土品有带座熏炉多种（图15），并有比较丰富的鸳鸯、鹦鹉、狮子、龙等动物钮熏炉盖残件和印模可为配套（图16），民间也收藏有修复件狻猊、龙形出香熏炉几例（图17-19）⑥。龙形出香在宋代其他窑口产品中迄今未见，但狮子（狻猊）和鸭形熏炉在耀州窑（图20-24）、景德镇窑（图25-26）等窑均有出土和存世。1964年安徽宿松县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墓即曾出土一件绿釉狮子出香类熏炉（图27）。

图17 民间藏汝窑狮子形出香（修复件）

图18 民间藏汝窑龙形出香（修复件）

图19 民间藏素烧汝窑龙形出香盖（修复件）

图20 大英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釉鸭形出香

图21 北宋耀州窑青釉鸭形出香盖残件黄堡窑址出土

图22 法国集美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釉狮子出香盖

图23北宋耀州窑青釉狮子出香盖黄堡窑址考古出土

图24 北宋青釉狮盖熏炉高16.8厘米，宁夏固原小岔乡出土，固原博物馆藏

图25 北宋影青狮形香薰高20厘米 1996年山东新泰大生寺宋代地宫出土

图26 北宋景德镇影青鸭盖熏炉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图27 北宋绿釉狮子熏炉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

关于出香具的文献和实物，可参阅扬之水女士撰写的《两宋香炉源流》⑦，笔者本次关注的是几则其他窑口的实例和有关文献。

高林杲杲日欲出，却视诸山云自入。

道人导我启圆龛，五百金仙争突兀。

耀州烧瓷朴不巧，狮子座中莲叶绕。

乱余得此镇山灵，莫恨当时赐田少。

世人变灭随空云，至人来往繇念根。

长眉下生会有辰，摩挱笑视默与论。

——南宋·赵蕃《鉴山主以天圣宣赐行道者五百金装罗汉、青瓷香炉为示复用韵》

这是以往被研究界忽视的一首提及耀州窑的南宋诗，天圣（1023～1032年）系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北宋使用该年号共计10年，为北宋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时期。如果该南宋诗记载属实，早在北宋中期北宋皇帝即以耀州窑狮子装饰青瓷香炉赐给寺庙，这也侧面说明当时汝窑应该尚未烧制天青釉的出香具。

图28 北宋耀州窑青釉贴莲瓣纹熏炉黄堡窑址考古出土

出香具在宋代耀州窑青釉产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包括鸭（鸳鸯）和狮子（狻猊）两大类，这种耀州窑烧制的狮字座炉，造型应大致与耀州窑址考古发掘品（图28）接近，此类熏炉上盖为狮子或鸭、鸳鸯造型在耀州窑考古及民间收藏品种也有多例。因为民汝类的瓷器与耀州窑有较深的渊源已经是陶瓷界普遍认知，在官汝窑烧制瓷器时，这类复杂的熏炉等琢器造型很可能是从其他窑场调配了工匠参与，而非逐步自行培养工匠承担，这类复杂造型在汝窑多使用模制方法制作，也许就是汝窑工匠不长于复杂造型制作，朝廷紧急需索瓷器又有一定数量所导致的结果。

图29-1 北宋汝窑水仙盆台北故宫藏

图29-2器底特写

三、四足椭圆形水仙盆定名及造型源流

北宋汝窑椭圆形、带四足、腹壁稍深的四足盆造型被后世称为水仙盆，台北故宫传世水仙盆（图29）表面纯洁无纹，在传世汝窑中极为罕见，被台湾有关学者推荐为“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该器底部刻有清高宗隶书七言律诗一首：“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熏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句后署“乾隆御题”，钤“比德”、“朗润”两枚闲章。

宋代确已有水仙花养殖和欣赏，并有不少诗句提及，如：

【宋】姜特立《水仙》

六出玉槃金屈卮，青瑶丛里花四枝。

清香自信高群品，故与江梅相并时。

枕泉漱石都无分，带水拖泥也合休。

好向凌波图里认，浊流原不异清流。

【宋】袁说友《江行得水仙花》

彻底清姿秀可餐，柔枝不怯胆瓶寒。

三星细滴黄金盏，六出分成白玉盘。

是物合陪仙子供，何人遣傍客舟看。

山礬似俗梅偏瘦，别与诗人较二难。

椭圆形盘洗类在汝窑虽有烧制，但带四足的汝窑椭圆形水仙盆与西周青铜盨造型亦有相近之处，虽然西周青铜盨一般带双耳（图30），但是从存世的元代大德盨（图31）可知，元代制作的仿古祭器铜盨已省去双耳，因此北宋时期有可能制作无耳的椭圆形铜盨，在崇古仿古之风盛行的北宋，汝窑水仙盆有可能造型上模仿铜盨造型，如此说成立，则此种四足瓷盨用途或非后世所称的水仙盆，可能为特殊造型和用途的食器、祭器。